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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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经，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却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段奇迹的制作者。他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开创者，创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并且独立拍摄完成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100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0000英尺。然而，上世纪50年代后期，孙明经的名字从电影史上神秘地消失了。
孙明经（1911—1992 ），祖籍山东，生于南京，1927年入金陵大学理学院，1934年毕业留校，1936年任金陵大学理学院刚刚成立的教育电影部副主任（后为主任），1938年创建电化教育专修科，后改为影音系——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电影专业。1942年，创办《电影与播音》月刊——中国高等电影教育史上第一个学术期刊。1934——1948年间，主持拍摄教育电影92部，翻译外国电影66部，其中由孙明经个人独立编、摄完成的作品49部。孙明经曾经于1937、1939、1941、1943年四次进行科学考察，并拍摄了影片。1952年，孙明经带领金陵大学影音系师生和设备并入北京中央电影学校——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孙明经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编著有《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译有《使用录像磁带》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改正，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
孙明经一生的主要贡献∶一、参与了我国电影、广播、摄影高等教育的创建工作。二、创建了我国电影、广播、电视、摄影高等教育最早的十几门课程。三、建设教材。四、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电影、电视、广播、摄影的大学教师和高级人才。五、拍摄了可观数量的教育电影及科学考察照片（亲自摄制科考及教育电影63部，负责组织摄制110部，照片数千个胶卷）。孙明经先生拍摄的代表作品《农人之村》，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
一，历史照片的价值
中国的人文地理报道摄影对于世界这个摄影门类的历史而言，是相对滞后的。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多半个世纪以后，才出现中国自己的人文地理报道摄影师。孙明经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西部中国的摄影考察实践，他们拍摄的影像，至今是我们研究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的宝贵资料。
历史照片的价值几何？一句西方的谚语“A picture worth of thouasnds of words（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点明了历史照片蕴藏着丰富的信息。《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记录了徐州云龙山的牌坊、东海明长城的海防城墙、颓塌的居庸关、残砖满地的八达岭、怀仁堂的匾额、归绥延寿寺的白塔、当时还水波平静的娘子关等。
新中国之前有没有科教片？他的影片做了有力地回答：“有！”
《1939年：走进西康》中雅安城、康定城的鸟瞰让建筑史学家们如获至宝，红军长征后的泸定桥、少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羞涩的微笑、西康上至官员下至商人各色人等的肖像，如一幅幅生动的民族风情画卷。孙明经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关注着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他们的贫穷、他们的勤劳、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溢于画面。
1938年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新中国成立后被撤销，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个州的总面积相当于几个浙江省！
西康省政府主席是刘文辉，一位有建树的军阀。为实现建设西康的勃勃雄心，刘文辉不允许他的省政府及下属政府的建筑超过本省的中小学建筑，这其中包括建筑规模、建筑式样和建造经费等。对此，孙明经在影片中以对比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有趣现象。
解放后任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文辉是由西康走出的传奇人物。孙明经当年在各种场合拍摄的刘文辉镜头，成了他由军阀走向进步人物的历史见证。
首都迁到南京（1927-1937）后北京改称北平，孙明经拍摄了天坛、前门火车站、东交民巷、故宫和北平图书馆。这些都成为极为宝贵的资料。
二，爱国学者的情书
有谁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中国的老百姓、军人、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
1937年6至7月间，26岁的孙明经，从南京经徐州、东海、新浦等，到北平，后赴华北的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和拍摄电影时给女友吕锦瑷写了25封书信。以家书来看，这些信中不见绵绵情话，却充满其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对日军和汉奸的仇愤，以及对国家从绥靖走向抗战转变的欣喜。
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七七事变”前后北平及华北地区百姓、军队抗日、北平艺人宣扬国家民族意识、日本间谍活动及北平封城等情况，反映了中国青年的抗日爱国情绪，极具史料价值。试举一例（此信由孙明经的女儿孙建秋提供）：
1937年6月25日
到北平，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随父母和姐姐来的，共住了两个星期，游了故宫、颐和园以及北平的主要机关及名胜。那时我才10岁，北平的一切都还在封建和军阀制度的统治之下。
第二次是本年初春，曾赶上北平的溜冰季节末尾和古典的元宵灯节，北平的市民歌舞升平，热烈庆祝，街市上一个个高大的牌坊，更新了东方的辉煌色彩，代表北平图案建筑的天坛也加浓了极鲜明的金碧丹青。这事实使我觉得北平这半老徐娘，又在浓妆招展，胸怀难测。后来朋友告诉我，这是华北有力机关努力的结果，他们的目的在渲染北平，使她成为一个美丽的东方“文化城”，吸引国际游客，无形中更加“敦睦”已经“敦睦”的邦交。
这次我来北平，她的美容似乎更增了，媚眼弄俏似乎已到最高限度，许多鬼鬼祟祟的行动已渐渐地昭彰若揭，崇文门大街上的大卡车一辆一辆地疾驶过去，稍微注意一点儿便可看见上面有满载的货物，并且有一面太阳旗摇晃着，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这是所谓“走私”，一面旗子便可变私而为“公”呢，个别不齿干人类的报章，言论日益荒谬。冀东伪组织的首领大员常出入于北平的通衢大宅。朋友们还指给我看，南池子的某一个大红门就是通县第一人的官邸。在一般悲观的知识阶层中，大多以为中央太不关心华北，常发出怨叹的声调。呜呼!北平好像真是走到变节的最后一刻了。
此后，孙明经前往绥远摄制电影，其时已战云密布。在这总行程1万2千余里历时近两个月中所拍摄的数百张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如今山东画报出版社结集为《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出版，其只是上千张底片中的几百张而已。此书并进入三联书店排行榜的前十名。
三，千里迢迢送京娘
1937年6月30日的中南海怀仁堂，晚间宴会上宾主谈笑风生。主人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傅作义的心腹，客人是段承泽（即段绳武）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第二天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出发。孙明经带着摄影机参加考察。宴会上其乐融融，宾主都没想到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将在一周之后爆发。
7月1日，一列火车开出前门车站，向长城奔去，沿平绥铁路西行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包头、五原等地，沿途考察和摄影。一行多达119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坐在铁路局特意加挂的车厢里，考察团团长为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顾颉刚。孙明经编了一首团歌，经过大家修正后在车上唱起来：我们考察西北，利用伏暑；我们寻找问题，寻求答案；我们开发西北，努力建树；开地利，保国土，复兴民族。
考察团来到内蒙古五原县，副团长段承泽反客为主，招待各位成员。段承泽原来是军人，曾经作过孙传芳麾下的军长，不满于政界黑暗毅然远走西北，在这里买地移民，办起河北新村，搞乡村试验。
此行还引出一段鲜为人知而感人至深的集体婚礼故事。
为了支持傅作义将军抗战和开发内蒙古河套地区，北平市府从孤儿院中挑选了20名适龄女子，把她们送往五原县，与开发河套地区的农民青年完婚。孙明经先生所在的“1937年暑期西北考察团”，就承担了“千里送京娘”的任务。
这20名从小在北平孤儿院长大的孤女，18岁左右，不仅品貌端庄、粗通文墨，而且会做女红，她们均表示自愿随团来到塞外，嫁给内蒙古五原县的青年农民，并且要在农村举办一次集体婚礼。
当考察团一行把孤女们送到五原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孤女们一致把选婿的标准定为抗战农民。在五原县府协助下，20名报名抗战的青年农民应选。在简朴的集体婚礼上，孤女们手握着从田野中采摘的豆花，与手握步枪的五原农夫合影留念，但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些照片。60多年后，这些照片才被洗印出版，第一次与公众见面（《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尽管照片已经泛黄，但一对对新婚夫妇微笑的面孔，仍然穿越时空向人们露出灿烂的笑容。如果他们还活着，那至少应该是90岁左右的老人了。
当时，五原县府向各乡发布文榜：说有从北平来的20名孤女要远嫁五原，她们选女婿的标准是“品行端正，坚决抗日，身体健康”。榜文发布之后，许多男青年前来报名。最后，由五原县府挑中了20名农村青年。不几天后，他们就与来自北平的孤女们见面相亲，并举行了集体婚礼。
孙明经先生记述说：
当时，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北平市府还是给每位孤女发了一个柳条箱，一件新旗袍。五原县府给新婚的夫妻们各建了一间小土屋，并且分给他们一公顷荒地。尽管新房的门是用草编的，桌子、凳子和炕都是用土垒的，炕上只铺着一张柳条席子，但这些简单的物品，在70多年前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已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了。这20对新人结为夫妻之后，男耕女织，恩爱有加。孤女们也渐渐与当地农村人融合，有的还教人识字做手工。男青年们则踊跃参战保卫五原，在五原抗战大捷后，他们回归田园，终老乡里，虽然无声无息，却也幸福地与北平来的孤女度过了一生。
岁月悠悠，当年荒凉的河套地区今天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塞外粮仓，在五原县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段故事。据五原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曾寻访过1937年远嫁塞外的北平孤女们的下落，但年代久远，世事沧桑，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夫婿们都已难寻踪迹。
四，来京建电影学院
1940年，孙明经先生支持夫人吕锦瑷（摄影化学家、中国第一张胶片的制造者）制出中国人制的第一幅可实用的照相底片和X光片。并在后来的时日中，又支持夫人吕锦瑷先生先后创建“摄影化学”、“摄影彩色学”、“彩色与黑白胶片”、“电影洗印技术”、“播音技术”、“影音文献”等多门课程。
1949年春天，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几乎全部撤去，中国教授也大批远走他乡，但孙明经决定留下来，他在家里等到南京解放的消息。
1950年春，孙明经和吕锦瑷主考招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第一班学电影、广播、摄影的大学生。在这班学生中，有一名叫沈嵩生的学生，后来做了北京电影学院三届院长，是北京电影学院历任院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及夫人吕锦瑗，奉调一同北上来京参与筹建新校。他率领金大影音部部分师生和全部器材北上与另四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其地址在新外大街冰窖口胡同，1953年又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
在新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及电影、电视、摄影高级人材的培养做出贡献，他们的学生中，有国家电影局局长，有电影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摄影学院院长、副院长、摄影系主任、录音系系主任、教务处长。有电影制片厂厂长、总工程师。有电影洗印厂的厂长、总工、车间主任。有胶片厂的厂长、总工。有著名电影摄影师、导演。有著名记者和总编……。
自1952年至1992年去世，孙明经一直没有离开电影学院，整整40年。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创办人之一，他亲自走上讲台，向年轻人讲授电影知识。后来他一直默默地翻译了大量外国电影资料，直到文革后他重新走上讲台，为张艺谋等一批学生讲课。
五，故居在新外大街
孙先生的故居在新外大街30号（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房间十分简单，两边的书架上堆着孙先生的著作和有关电影、电化教育方面的书刊。后来又搬到小西天甲25号院。
孙明经和夫人吕锦瑷相识于1933年，当时孙先生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物理及化学联合年会上做《光电管在电视中的作用》的报告时，引起金女大全校第一名的学生吕锦瑷（后来成为我国感光化学奠基人）的巨大兴趣，由此二人相识，并于1937年结婚，从此成为学业、事业相伴一生的伴侣。
1940年经历了日军最严重，最疯狂的轰炸，伤病员众多，加上当时日本的封锁，抗日前线与后方都非常缺乏X光照相用的底片。1941年华大化学系聘吕锦瑷担任讲师，她在暗室中成功研制出了X光照相用的底片。当时摄影胶片用的乳剂的制造也迫在眉睫。乳剂的依托物是明胶(也叫凝胶)。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明胶终于实验成功了。这些明胶被吕先生当作宝贝，一直留给金大、金女大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做实验使用，余下的一块，搬到小西天甲25号时，吕锦瑷放进了一个纸盒传给了女儿孙建秋。
在北京电影学院创办初期,不仅是孙教授，夫人吕锦瑗也是学校重要的业务骨干。他们自始至终相互扶持，相濡以沫。
1952年到1956年，是吕锦瑗生命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她要同时编写好几门课程的讲义，并要适合不同程度水平的学生使用。她用英文为柬埔寨等国的留学生上专业课；用俄文为中国学生上专业外语课；当然还要用中文讲授“摄影化学”、“彩色片原理”、“感光材料及其加32'’等专业基础课程。在同一学期，在不同学生与不同课程中以三种语言游刃其中，看似自如转换，却包含多少艰辛。据女儿孙建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师）回忆：“母亲从未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
六，成右派从此消失
就在他从事电影教育最辉煌的时期，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袭来，毫无心理准备的孙明经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
为了追查他的历史问题，鲁明（原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等人受专案组指派，审看了孙明经拍摄的所有影片。“他拍摄的主要是纪录片和科教片。1934-1948年，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同事制作了100多部电影，翻译了66部美国电影，我们认真地观看了他拍摄的80多部影片，非但没有发现任何反动内容反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如实汇报，作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鲁明)
从1957年开始，孙明经失去上讲台的资格。这一年，他46岁。
令人痛心的是孙先生自 1930年开始，几十年不间断的收集有关中国电影教育、中国电影科技、中国电影经济的资料、史料、官方文书、实物。这些宝贵的史料，在文革开始时被工宣队全数以“黑材料”收去，收走时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此外还有电影资料、胶片和百余部电影拷贝。他本人也被关进牛棚，尽管如此，他在文革时期还曾翻译英、法、德、日、俄各国外文原著中有关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资料200余万字。
1976年工宣队撤离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操场上一把火将各种文字资料全数烧尽，其中包括抄家时收走的孙先生7个半麻袋的各种史料。孙先生时年己65岁，闻此悲讯，终日叹声不绝，老泪洗面。
七，平反后重上讲台
十年浩劫后，孙明经平反恢复工作。他把多年搜集、整理、编译的资料汇编成册。到1978年全国科技和电影技术大会召开时，孙明经把40万字《国外电影概况》和7本关于电影电视录像的“专辑”献给了十几年处于知识荒漠而正在重新起步的电影技术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的最后一届学生，他那时已70高龄。这届学子中既有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摄影师张艺谋，也有如今的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
他的教学态度，为学生们称道，78级的同学感受最深。他们入学时刚打倒“四人帮”，百废待兴，人才断档。而世界电影技术发展很快。怎样才能在短的时间内让他们突击赶上去?孙先生夜以继日赶出了最新教材。而这时，他的右眼已经几乎失明，左眼也只有0.2，可他仍每天坚持工作。
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孙明经)给我们上技术课。我就记得他上课写的满黑板的英文，害得我和张艺谋下了课以后就拼命地补这外文去。我们78届的这些同学在他的教诲下，能够对电影技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五代能够成长比较茁壮，或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能够对技术的东西掌握得比较严谨，能够为艺术创作作出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世纪长镜头——带着相机的旅人》中张会军的讲话)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这年 11 月，孙先生得肺炎，家人就近送入 262医院（即今的二炮总医院）治疗。不想，第二天医生好心为他打了一针进口的人血球蛋白，孙先生过敏，因此而离世）。
孙明经教授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他除摄制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目前，研究孙明经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
八，后人捐珍贵照片
2006年10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时，《大众摄影》杂志社在北京祥升行“大众影廊”举办了孙明经20世纪30年代自贡井盐摄影作品展览开幕式。
文革中，这些珍贵的照片险遭涂炭，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些照片是其子孙健三先生整理收藏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自贡井盐的发展历史。
据《中国摄影报》2007年9月14日讯近日，四川省自贡市政府收到一件珍贵礼物，著名摄影师、中国电影摄影教学和科考摄影创始人孙明经先生的后代将记录了60多年前自贡井盐生产的100多幅老照片和两部科考影片拷贝捐赠给该市。
此前，孙建三携女儿孙宇静来到自贡，沿着父亲的足迹拍摄了大量图片，并将祖辈留下的所有自贡照片的使用权无偿捐赠给自贡市政府。据了解，自贡市政府将以这些老照片为主题结集出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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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孙明经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编著有《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译有《使用录像磁带》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改正，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
孙明经一生的主要贡献∶一、参与了我国电影、广播、摄影高等教育的创建工作。二、创建了我国电影、广播、电视、摄影高等教育最早的十几门课程。三、建设教材。四、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电影、电视、广播、摄影的大学教师和高级人才。五、拍摄了可观数量的教育电影及科学考察照片（亲自摄制科考及教育电影63部，负责组织摄制110部，照片数千个胶卷）。孙明经先生拍摄的代表作品《农人之村》，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
一，历史照片的价值
中国的人文地理报道摄影对于世界这个摄影门类的历史而言，是相对滞后的。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多半个世纪以后，才出现中国自己的人文地理报道摄影师。孙明经等人在上世纪30年代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西部中国的摄影考察实践，他们拍摄的影像，至今是我们研究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的宝贵资料。
历史照片的价值几何？一句西方的谚语“A picture worth of thouasnds of words（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点明了历史照片蕴藏着丰富的信息。《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记录了徐州云龙山的牌坊、东海明长城的海防城墙、颓塌的居庸关、残砖满地的八达岭、怀仁堂的匾额、归绥延寿寺的白塔、当时还水波平静的娘子关等。
新中国之前有没有科教片？他的影片做了有力地回答：“有！”
《1939年：走进西康》中雅安城、康定城的鸟瞰让建筑史学家们如获至宝，红军长征后的泸定桥、少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羞涩的微笑、西康上至官员下至商人各色人等的肖像，如一幅幅生动的民族风情画卷。孙明经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关注着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他们的贫穷、他们的勤劳、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溢于画面。
1938年国民党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新中国成立后被撤销，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3个州的总面积相当于几个浙江省！
西康省政府主席是刘文辉，一位有建树的军阀。为实现建设西康的勃勃雄心，刘文辉不允许他的省政府及下属政府的建筑超过本省的中小学建筑，这其中包括建筑规模、建筑式样和建造经费等。对此，孙明经在影片中以对比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有趣现象。
解放后任林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文辉是由西康走出的传奇人物。孙明经当年在各种场合拍摄的刘文辉镜头，成了他由军阀走向进步人物的历史见证。
首都迁到南京（1927-1937）后北京改称北平，孙明经拍摄了天坛、前门火车站、东交民巷、故宫和北平图书馆。这些都成为极为宝贵的资料。
二，爱国学者的情书
有谁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中国的老百姓、军人、知识分子都在做什么?
1937年6至7月间，26岁的孙明经，从南京经徐州、东海、新浦等，到北平，后赴华北的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和拍摄电影时给女友吕锦瑷写了25封书信。以家书来看，这些信中不见绵绵情话，却充满其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对日军和汉奸的仇愤，以及对国家从绥靖走向抗战转变的欣喜。
这些书信真实地记录了“七七事变”前后北平及华北地区百姓、军队抗日、北平艺人宣扬国家民族意识、日本间谍活动及北平封城等情况，反映了中国青年的抗日爱国情绪，极具史料价值。试举一例（此信由孙明经的女儿孙建秋提供）：
1937年6月25日
到北平，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随父母和姐姐来的，共住了两个星期，游了故宫、颐和园以及北平的主要机关及名胜。那时我才10岁，北平的一切都还在封建和军阀制度的统治之下。
第二次是本年初春，曾赶上北平的溜冰季节末尾和古典的元宵灯节，北平的市民歌舞升平，热烈庆祝，街市上一个个高大的牌坊，更新了东方的辉煌色彩，代表北平图案建筑的天坛也加浓了极鲜明的金碧丹青。这事实使我觉得北平这半老徐娘，又在浓妆招展，胸怀难测。后来朋友告诉我，这是华北有力机关努力的结果，他们的目的在渲染北平，使她成为一个美丽的东方“文化城”，吸引国际游客，无形中更加“敦睦”已经“敦睦”的邦交。
这次我来北平，她的美容似乎更增了，媚眼弄俏似乎已到最高限度，许多鬼鬼祟祟的行动已渐渐地昭彰若揭，崇文门大街上的大卡车一辆一辆地疾驶过去，稍微注意一点儿便可看见上面有满载的货物，并且有一面太阳旗摇晃着，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这是所谓“走私”，一面旗子便可变私而为“公”呢，个别不齿干人类的报章，言论日益荒谬。冀东伪组织的首领大员常出入于北平的通衢大宅。朋友们还指给我看，南池子的某一个大红门就是通县第一人的官邸。在一般悲观的知识阶层中，大多以为中央太不关心华北，常发出怨叹的声调。呜呼!北平好像真是走到变节的最后一刻了。
此后，孙明经前往绥远摄制电影，其时已战云密布。在这总行程1万2千余里历时近两个月中所拍摄的数百张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如今山东画报出版社结集为《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出版，其只是上千张底片中的几百张而已。此书并进入三联书店排行榜的前十名。
三，千里迢迢送京娘
1937年6月30日的中南海怀仁堂，晚间宴会上宾主谈笑风生。主人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傅作义的心腹，客人是段承泽（即段绳武）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第二天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出发。孙明经带着摄影机参加考察。宴会上其乐融融，宾主都没想到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将在一周之后爆发。
7月1日，一列火车开出前门车站，向长城奔去，沿平绥铁路西行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包头、五原等地，沿途考察和摄影。一行多达119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坐在铁路局特意加挂的车厢里，考察团团长为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顾颉刚。孙明经编了一首团歌，经过大家修正后在车上唱起来：我们考察西北，利用伏暑；我们寻找问题，寻求答案；我们开发西北，努力建树；开地利，保国土，复兴民族。
考察团来到内蒙古五原县，副团长段承泽反客为主，招待各位成员。段承泽原来是军人，曾经作过孙传芳麾下的军长，不满于政界黑暗毅然远走西北，在这里买地移民，办起河北新村，搞乡村试验。
此行还引出一段鲜为人知而感人至深的集体婚礼故事。
为了支持傅作义将军抗战和开发内蒙古河套地区，北平市府从孤儿院中挑选了20名适龄女子，把她们送往五原县，与开发河套地区的农民青年完婚。孙明经先生所在的“1937年暑期西北考察团”，就承担了“千里送京娘”的任务。
这20名从小在北平孤儿院长大的孤女，18岁左右，不仅品貌端庄、粗通文墨，而且会做女红，她们均表示自愿随团来到塞外，嫁给内蒙古五原县的青年农民，并且要在农村举办一次集体婚礼。
当考察团一行把孤女们送到五原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孤女们一致把选婿的标准定为抗战农民。在五原县府协助下，20名报名抗战的青年农民应选。在简朴的集体婚礼上，孤女们手握着从田野中采摘的豆花，与手握步枪的五原农夫合影留念，但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些照片。60多年后，这些照片才被洗印出版，第一次与公众见面（《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尽管照片已经泛黄，但一对对新婚夫妇微笑的面孔，仍然穿越时空向人们露出灿烂的笑容。如果他们还活着，那至少应该是90岁左右的老人了。
当时，五原县府向各乡发布文榜：说有从北平来的20名孤女要远嫁五原，她们选女婿的标准是“品行端正，坚决抗日，身体健康”。榜文发布之后，许多男青年前来报名。最后，由五原县府挑中了20名农村青年。不几天后，他们就与来自北平的孤女们见面相亲，并举行了集体婚礼。
孙明经先生记述说：
当时，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北平市府还是给每位孤女发了一个柳条箱，一件新旗袍。五原县府给新婚的夫妻们各建了一间小土屋，并且分给他们一公顷荒地。尽管新房的门是用草编的，桌子、凳子和炕都是用土垒的，炕上只铺着一张柳条席子，但这些简单的物品，在70多年前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已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了。这20对新人结为夫妻之后，男耕女织，恩爱有加。孤女们也渐渐与当地农村人融合，有的还教人识字做手工。男青年们则踊跃参战保卫五原，在五原抗战大捷后，他们回归田园，终老乡里，虽然无声无息，却也幸福地与北平来的孤女度过了一生。
岁月悠悠，当年荒凉的河套地区今天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塞外粮仓，在五原县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段故事。据五原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曾寻访过1937年远嫁塞外的北平孤女们的下落，但年代久远，世事沧桑，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夫婿们都已难寻踪迹。
四，来京建电影学院
1940年，孙明经先生支持夫人吕锦瑷（摄影化学家、中国第一张胶片的制造者）制出中国人制的第一幅可实用的照相底片和X光片。并在后来的时日中，又支持夫人吕锦瑷先生先后创建“摄影化学”、“摄影彩色学”、“彩色与黑白胶片”、“电影洗印技术”、“播音技术”、“影音文献”等多门课程。
1949年春天，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几乎全部撤去，中国教授也大批远走他乡，但孙明经决定留下来，他在家里等到南京解放的消息。
1950年春，孙明经和吕锦瑷主考招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第一班学电影、广播、摄影的大学生。在这班学生中，有一名叫沈嵩生的学生，后来做了北京电影学院三届院长，是北京电影学院历任院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及夫人吕锦瑗，奉调一同北上来京参与筹建新校。他率领金大影音部部分师生和全部器材北上与另四个单位合并成立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其地址在新外大街冰窖口胡同，1953年又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
在新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及电影、电视、摄影高级人材的培养做出贡献，他们的学生中，有国家电影局局长，有电影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摄影学院院长、副院长、摄影系主任、录音系系主任、教务处长。有电影制片厂厂长、总工程师。有电影洗印厂的厂长、总工、车间主任。有胶片厂的厂长、总工。有著名电影摄影师、导演。有著名记者和总编……。
自1952年至1992年去世，孙明经一直没有离开电影学院，整整40年。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创办人之一，他亲自走上讲台，向年轻人讲授电影知识。后来他一直默默地翻译了大量外国电影资料，直到文革后他重新走上讲台，为张艺谋等一批学生讲课。
五，故居在新外大街
孙先生的故居在新外大街30号（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这是一套普通的三居室，房间十分简单，两边的书架上堆着孙先生的著作和有关电影、电化教育方面的书刊。后来又搬到小西天甲25号院。
孙明经和夫人吕锦瑷相识于1933年，当时孙先生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物理及化学联合年会上做《光电管在电视中的作用》的报告时，引起金女大全校第一名的学生吕锦瑷（后来成为我国感光化学奠基人）的巨大兴趣，由此二人相识，并于1937年结婚，从此成为学业、事业相伴一生的伴侣。
1940年经历了日军最严重，最疯狂的轰炸，伤病员众多，加上当时日本的封锁，抗日前线与后方都非常缺乏X光照相用的底片。1941年华大化学系聘吕锦瑷担任讲师，她在暗室中成功研制出了X光照相用的底片。当时摄影胶片用的乳剂的制造也迫在眉睫。乳剂的依托物是明胶(也叫凝胶)。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明胶终于实验成功了。这些明胶被吕先生当作宝贝，一直留给金大、金女大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做实验使用，余下的一块，搬到小西天甲25号时，吕锦瑷放进了一个纸盒传给了女儿孙建秋。
在北京电影学院创办初期,不仅是孙教授，夫人吕锦瑗也是学校重要的业务骨干。他们自始至终相互扶持，相濡以沫。
1952年到1956年，是吕锦瑗生命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她要同时编写好几门课程的讲义，并要适合不同程度水平的学生使用。她用英文为柬埔寨等国的留学生上专业课；用俄文为中国学生上专业外语课；当然还要用中文讲授“摄影化学”、“彩色片原理”、“感光材料及其加32'’等专业基础课程。在同一学期，在不同学生与不同课程中以三种语言游刃其中，看似自如转换，却包含多少艰辛。据女儿孙建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师）回忆：“母亲从未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
六，成右派从此消失
就在他从事电影教育最辉煌的时期，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袭来，毫无心理准备的孙明经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
为了追查他的历史问题，鲁明（原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等人受专案组指派，审看了孙明经拍摄的所有影片。“他拍摄的主要是纪录片和科教片。1934-1948年，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同事制作了100多部电影，翻译了66部美国电影，我们认真地观看了他拍摄的80多部影片，非但没有发现任何反动内容反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如实汇报，作了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鲁明)
从1957年开始，孙明经失去上讲台的资格。这一年，他46岁。
令人痛心的是孙先生自 1930年开始，几十年不间断的收集有关中国电影教育、中国电影科技、中国电影经济的资料、史料、官方文书、实物。这些宝贵的史料，在文革开始时被工宣队全数以“黑材料”收去，收走时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此外还有电影资料、胶片和百余部电影拷贝。他本人也被关进牛棚，尽管如此，他在文革时期还曾翻译英、法、德、日、俄各国外文原著中有关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资料200余万字。
1976年工宣队撤离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操场上一把火将各种文字资料全数烧尽，其中包括抄家时收走的孙先生7个半麻袋的各种史料。孙先生时年己65岁，闻此悲讯，终日叹声不绝，老泪洗面。
七，平反后重上讲台
十年浩劫后，孙明经平反恢复工作。他把多年搜集、整理、编译的资料汇编成册。到1978年全国科技和电影技术大会召开时，孙明经把40万字《国外电影概况》和7本关于电影电视录像的“专辑”献给了十几年处于知识荒漠而正在重新起步的电影技术界。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的最后一届学生，他那时已70高龄。这届学子中既有日后成为著名导演的摄影师张艺谋，也有如今的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
他的教学态度，为学生们称道，78级的同学感受最深。他们入学时刚打倒“四人帮”，百废待兴，人才断档。而世界电影技术发展很快。怎样才能在短的时间内让他们突击赶上去?孙先生夜以继日赶出了最新教材。而这时，他的右眼已经几乎失明，左眼也只有0.2，可他仍每天坚持工作。
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孙明经)给我们上技术课。我就记得他上课写的满黑板的英文，害得我和张艺谋下了课以后就拼命地补这外文去。我们78届的这些同学在他的教诲下，能够对电影技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五代能够成长比较茁壮，或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能够对技术的东西掌握得比较严谨，能够为艺术创作作出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世纪长镜头——带着相机的旅人》中张会军的讲话)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这年 11 月，孙先生得肺炎，家人就近送入 262医院（即今的二炮总医院）治疗。不想，第二天医生好心为他打了一针进口的人血球蛋白，孙先生过敏，因此而离世）。
孙明经教授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他除摄制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目前，研究孙明经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一个热门话题。
八，后人捐珍贵照片
2006年10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时，《大众摄影》杂志社在北京祥升行“大众影廊”举办了孙明经20世纪30年代自贡井盐摄影作品展览开幕式。
文革中，这些珍贵的照片险遭涂炭，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些照片是其子孙健三先生整理收藏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自贡井盐的发展历史。
据《中国摄影报》2007年9月14日讯近日，四川省自贡市政府收到一件珍贵礼物，著名摄影师、中国电影摄影教学和科考摄影创始人孙明经先生的后代将记录了60多年前自贡井盐生产的100多幅老照片和两部科考影片拷贝捐赠给该市。
此前，孙建三携女儿孙宇静来到自贡，沿着父亲的足迹拍摄了大量图片，并将祖辈留下的所有自贡照片的使用权无偿捐赠给自贡市政府。据了解，自贡市政府将以这些老照片为主题结集出版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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